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几个月，我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一直居家隔离，活在对未来的不安与困惑当中。在本文中，我不对非洲城市的后疫情时代进行预测（有关这一话题目前已经层出不穷），而是想提出一些有关现状的观察。作为一名非洲人，我的观点具有独特性与普适性。毕竟，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疫情流行。

针对不断加剧的疫情，几周以来市政当局已经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政策。“空城“成了整个非洲的新常态。如今，非洲大陆上几乎所以主要城市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或是正在逐渐解除封锁。因此，人们对后新冠时代城市的面貌提出了很多猜测。许多人认为，随着当局对这种流行病的带来的破坏进行适应，城市的规划、设计和运作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在疫情未结束之时来进行城市未来的预测，其准确性是存疑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是最致命的流行病，也有结束的一天。

流行病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拉各斯造成了大约82000人的死亡（占当地当时人口的1.5％）。据报道，在1920年疫情结束时，仅尼日利亚就记录了至少500000的死亡人数。据估计，全球死亡人数高达5000万。2014年，非洲大陆的多个城市在受到埃博拉病毒的影响，但这种病毒的传播已被成功遏制。

截至8月初，非洲大陆已确认的确诊新型冠状肺炎病例约63万，死亡人数超过20000。这些数字远低于美国。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城市将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发生变化。但种种猜测都只是在展望一片朦胧的未来。与其如此，我们不如聚焦于这一场如何暴露并放大了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城市问题。解决新冠疫情产生的新问题，最终也将意味着解决旧问题。

身体距离与其引发的文化冲突

对于传统的非洲社会来说，面对面社交仍然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聚会是集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为新生儿命名，搬入新建房屋，甚至是悼念，这里的几乎每种情况是公众聚会的机会。如今，这种人类的深切需求已首先成为被限制的对象。甚至非洲大陆两个主要信仰——伊斯兰和基督教的神圣宗教团体——都没有幸免。当前的封锁已在我们的建成环境中引发了社会冲突，这与我们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甚至内战都没有造成如此规模的发展停滞。

除了文化冲突，社交距离限制还极大地暴露了非洲贫民窟人满为患和低收入社区条件恶劣的问题。那里人口众多，共同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居民点种，共用有限的公共设施。不幸的是，对于这些高密度社区来说，保持社交距离是不切实际的。其结果就是这样的区域成为了病毒传播的中心。

非正式经济的重要性

这场疫情表明了社区自给自足能力的重要性。在封锁期间，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一些住宅区都由非正式商店提供服务。夫妻小店承担了出售杂货和必需的家庭用品的角色，成为几个街区的中流砥柱。这些商店中的一些也变成了社区银行，收取少量费用为居民提供现金。也有向疫情期间无法支付账单的居民提供信贷。这些临时搭建的木制商店（通常面积不超过4平方米）成为许多社区的重要枢纽。尽管目前政府实施了严格的政策来禁止居民区内的街道交易和其他非正式活动。但事实证明这些经济活动对社区至关重要。讽刺的是，在“和平时期”，这些地方经常遭到城市发展部门的不断围攻。他们经常因被认为是非法而被拆除。此间种种给规划人员的启示是：这些非正式的邻里商店是我们城市DNA的中央组成部分，也需要成为未来场所营造的核心部分。它们不是祸害，而是城市的力量之源。

城市要务的错位

疫情带来了一轮紧急建造的医疗设施：非洲各地政府正在建立传染病诊所、分子实验室与隔离中心，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样的反应虽然令人欣慰，但也略显迟钝，反映出了非洲各州共同的失败。多年来，非洲各州沉迷于投入明星建筑师设计的虚荣项目和乌托邦式的新“特大城市”，却不愿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诸如优质医疗保健之类的基本便利设施。这场疫情或许会让人们的重新考虑，停止对大型项目的过度关注，而强调人作为场所营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邻里公园的短缺

在2018年的一篇发表在Common Edge的文章中，我为大多数非洲城市的儿童缺乏游戏空间而表达出遗憾。阿布贾的大多数社区均为高密度建成，几乎没有可用的公共空间。小型社区公园也几乎不存在。隔离则加剧了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于儿童，而且对于近乎疯狂的成年人也是如此。在隔离期间，长时间的禁闭下许多沮丧的居民只能在铺砌的街道上来回行走，直到他们感到无聊、疲倦再返回住所。显然，他们无限渴望那些本该存在的公共空间。

流行病似乎将永远伴随着人类，并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越发明显和普遍。因此，我们必须在此刻学习、了解这些事件将创造的可怕的新现实，以及其加剧和暴露现有挑战的事实。非洲建成环境和城市面临的问题是长期存在、有据可查的。因此，许多设计师、规划师和理论学家为此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我相信现在是官方机构开始接纳意见的时候了。

_{翻译：周卓汉}

文章来源：景观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