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经验对城市化的启发就在于：现代城市需要通过夯实城市的“包容”与“人本”基础来建设宜居环境、培育创新能力。这看似任重道远，但非此，我们就不能把城市的竞争力建构在居民、家庭、社区这些微观单元之上，不能让城市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
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就可以发现，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通往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面向未来，既然“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而“城市”又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地理单元，那么借助城市化来建设更多的、具有更强创新能力的城市，也是富有远见的选择。
城市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未来战略规划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然而，不论是在亚洲的中国、印度、印尼，还是在拉美的墨西哥、巴西，抑或是非洲大陆上的南非，以“让农民进城”为主要模式的一些城市化进程很快暴露出了一系列共同的问题——中心城市内外悬殊的发展程度，污染、拥堵、高房价等城市病的蔓延，频现的睡城、鬼城、空城;城市新移民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对城市生活本身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原有的城市“土著”则普遍抱怨老城传统与风韵的褪色，与“移民”群体间存在紧张的对立情绪……
如果既有的城市化模式越来越让城市生活成为一种需要忍受的代价，那无论是公众还是决策者，都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需要如何重塑城市的吸引力，当代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的根基究竟是什么?
创意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
带着这样的问题置身既非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特区)，又非经济中心(纽约)，但却位列2012全球城市竞争力十强的波士顿(Boston)，审视这座始建于1630年的老城——总体上略显老旧的街道和建筑，听得见脚下隆隆驶过的地铁，公园里遛狗、跑圈的居民，公交上左右张望的访客……的确很难用这些在美国其他城市司空见惯的元素来解释这座城市独特的竞争力。
事实上，相对于美国东、西海岸的众多城市而言，波士顿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比如，这里偏居东北，冬季漫长且雨雪大，没有迈阿密、旧金山、洛杉矶的四季温暖和阳光;同时，通往美国五大湖工业区的内河航运与陆路运输线路更长，成本更高，结果既无法同匹兹堡、底特律等城市争夺制造业中心地位，又不及纽约在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中更有区位优势。后来航空制造业和金融业在美国的兴起，同样是由于波士顿的这种区位劣势，更多惠及了芝加哥、亚特兰大和纽约。
即便是经历了二十世纪末生物与医药产业在当地的蓬勃发展，波士顿的经济总量与拥有金融帝国的纽约以及以硅谷为腹地的旧金山相比，都处于下风。所以，用今天衡量国际化大都市的四维标准(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基础设施先进)来考查波士顿的竞争力，似乎连北京、上海都有过之(由《经济学家》杂志发布的同期城市竞争力榜单中，实际排名分别为第39位和第43位)。
于是，波士顿为自己打造了“创意之城”(Cityof Ideas)这样一张城市竞争力的王牌——意指这里创造着影响美国和世界的思想与知识，更吸引、聚集着生产前述思想和知识的顶尖人才。
对美国稍有了解的人也许会说，波士顿敢自称“创意之城”，倚仗的是同波士顿一河之隔的剑桥城内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声望、资源，所以虽不能说是吹牛，却有取巧之嫌。但深谙大学与人才管理之道的人则要追问，为什么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能够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同波士顿这样一座自然、政治、经济条件并不优越的城市相辅相成，在把自己锻造成全球顶尖学府的同时，赋予了整座城市创新的气质?
城市人口较少受到产业变迁的冲击
要解答上面的问题，最好是去听听那些今天仍在源源不断被波士顿吸引而来的人们的看法。对于多数外国游客来说，逛逛哈佛校园便看完了波士顿最大的景点。可美国本土游客却很少错过波士顿市中心的“自由之路”(Freedom Trial)，因为那里记载着波士顿人为开启美国独立战争而做出的贡献。
作为北美第一个殖民地“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居民的汽车牌照上都印有“美国的精神”(The Spirit of America)这样一段标语，用以激发人们对“五月花”号船上第一批开拓者信守自由、平等与契约精神的追寻与遵从。
在一份2012年对定居波士顿的全球学术、艺术、科技、商业和政治领导者进行的调查中，“看重波士顿社会文化中对不同思想的开放与包容”依然是受访者选择这座城市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 正是这样一种内在传统和外在形象，以及两者共同构成的环境、气氛，让波士顿同以思想独立、自由、交流为追求的顶尖人才达成了契合。
城市经济学家佛罗里达在解释现代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时，提出了著名的三“T”理论：城市必须具有足够的“包容性”(Tolerance)，才可能吸引到具有创造力的各色“人才”(Talents);而只有拥有人才，才能够把具备“技术”(Technology)开发能力的企业、组织吸引到城市中，最终在与人才结合的过程里实现创新。
而波士顿的成功是佛罗里达在介绍三“T”理论时最常引用的案例——在他看来，由于整座城市的微观组成单元，即每个居民、家庭和社区都长期浸润于尊重独立、自由人格的文化与传统之中，人际间的交往、合作就只能更多基于多元价值与诉求间的相互包容，而不是依赖强力的胁迫。所以，波士顿很少像工业时代的其他城市那样去动员城市、居民追逐一个或几个产业，用某种特定的生产、生活模式来排斥其他模式的存在。
这也能够解释，这座城市的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自20世纪初的一百年来就相对稳定，较少受到经济周期和产业变迁的冲击。虽然没有能够在几个新兴产业的崛起过程中乘势而上，却在淡泊之中进一步提升了城市人本、包容的形象。但伴随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越来越依赖创新驱动，也越来越依赖人才的聚集。
当城市从追逐产业的经济怪物回归到追逐人才的宜居环境后，波士顿所具有的“包容性”便成为了它历久弥新的竞争优势。时至今日，纽约、伦敦、巴黎等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也纷纷将打造城市的文化包容与产业多元能力作为吸纳人才的重要策略。
人、家庭与城市的高度融合
笔者在波士顿工作生活期间，深切感受到包容、开放与互助的细节在波士顿无处不在——大学和个人自发在政府之外为城市的新居民提供多层次的语言与生活辅导;城市内无处不在的公共空间(广场、公园、路边树荫下的长椅，各种楼宇内转角回廊处闲置的沙发、板凳)，让人们容易找到坐下来的地方，放松心情、交流思想;公寓楼内由几排简易书架建起、供业主们自律交流各自图书、CD/DVD的“图书馆”;还有必须请相关居民(不论在社区内居住时间)表达意见的听证会，用以表决社区内是否可以入驻一家新餐厅，甚至具体到共同协商餐厅的营业时间……
正是这些细节，让生活在生存之外产生了附加值，并把这种附加值与一个城市联系起来，最终使居民、家庭与城市融为一体。
波士顿经验对城市化的启发就在于：现代城市需要通过夯实城市的“包容”与“人本”基础来建设宜居环境、培育创新能力。这看似任重道远，但非此，我们就不能把城市的竞争力建构在居民、家庭、社区这些微观单元之上，不能让城市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一些特殊的历史节点上，这种看似与世无争的城市精神也是需要捍卫和坚守的——众所周知，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是全美较早合法化同性恋婚姻的地区。原因正如自1993年起就出任波士顿市长的托马斯·莫尼诺先生所述：“这里应该是保障所有人社会公正和平等机会的地方”。
波士顿人的做法和言行在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中树敌不少，一些大公司甚至威胁要关停他们在波士顿的部门，解雇那里的员工。要知道，对于美国的地方政府和公众而言，失业可是最严峻的问题。可托马斯市长的回应却出人意料，他对那些公司的答复是：“我期待着看到你们退出波士顿的详细方案”。更让人惊叹的是，那些面临失业危险的波士顿百姓、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所在的社区公众，居然更多地站在了波士顿市政府一边，让企图瓦解波士顿政府与公众联盟的保守派企业家们败兴而归。
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波士顿城市理念帮助整个城市经受住了考验;而反过来，波士顿的城市精神也由此更加受人推崇。
当然，“创意之城”也不是无懈可击。2012年出版的波士顿城市报告指出，全美普遍存在的医疗费用高昂、基础教育薄弱、收入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等问题，在波士顿表现突出;而且，大量年代久远的建筑管线和道路交通设施陈旧破损，修缮资金不足，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基础设施运行效率。
面对这些挑战，秉承包容、开放和独立思维的波士顿人再一次另辟蹊径，在美国联邦政府仍在节能减排的问题上躲躲闪闪之时，率先提出了“绿色创新波士顿”(Greenovate Boston)的口号——在医疗、教育、公共交通、建筑施工与维修等主要公共服务领域全面展开与国际组织、环保技术企业和支持节能减排的科研机构、金融机构间的合作，引入资金和最先进的环保技术、知识及理念，一面解决城市已经暴露出的问题，一面把城市改造为全球最低碳、节能的典范!
伴随这种绿色环保理念的快速融入，今天波士顿居民的生活已经结合了大量的自行车出行，源源不断的节能与资源可循环技术也都率先在这里投入使用、经受检验并不断改进。据估计，到2050年，波士顿将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能够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削减到自身1990年排放水平的20%的城市。“创意之城”可能又一次占得了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