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柳崇拜 

    中国人在长期的植柳、用柳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崇拜柳树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柳文化的重要方面。

    1.视柳树为女性生殖器崇拜的象征

    柳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生殖力,能够无性繁殖，折取一枝纵横倒顺插之，皆能够正常生长。因此，古代人对柳树执以宗教的感情，幻想通过对其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繁殖力的崇拜，把它旺盛的繁殖能力转化到人的身上，使人类的生殖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实现人类自身种的繁衍，故而视柳树为女性生殖器崇拜物的象征。

    柳在古代一直被视为女阴、女性的象征，《汉书·睦弘传》称柳为“阴类”。我国先秦时期的祈雨桑林仪式就是象征男女交合的场面,以桑象征女性生殖器。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祈雨射柳仪式无疑就是男女交媾的象征，《辽史·礼志》载“瑟瑟仪”称:“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翌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既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这是辽代契丹人的射柳祈雨仪式，说明古代契丹人也视柳树为生殖器崇拜物的象征。满族人视柳树为始祖母神,称之为“佛朵妈妈”。佛朵即满语“佛特赫”，意为柳枝。无疑柳叶是女性生殖(女阴)崇拜物的象征。“满族人把大水里最初的生命想象为来自水中飘浮的柳叶形物质，或横过来形容为‘威呼’(小舟),它在水上飘浮,永不沉没，风能吹走，浪逐而行。它越变越多，长成了‘佛多毛’(柳树叶),或叫‘佛佛毛’。‘佛多毛’中生万物，生人、生花果树木、鸟兽鱼虫。‘佛多毛’是什么?是柳叶，也象征女性生殖器。”满族人也存在射柳之习俗，清《帝京岁时纪胜》云“帝京午节,……仍修射柳故事，于天坛长垣之下，骋骑走解”。《北京岁时记》也云：“端午日，天坛击球决射，古来射柳遗意。”天坛是祭天的场地,其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满族人的这种射柳习俗实际上是其先祖女真人的遗存，《金史·本纪·太祖》载收国元年(1115年)五月“甲戍,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今东北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中也可发现女真人及其先祖崇拜柳树，如在石器上经常雕刻柳叶花纹，箭头骨针也制成柳叶的形状。古代的匈奴人及其鲜卑人也崇拜柳树，唐代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云：“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尚竖柳枝，众骑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可见匈奴人和鲜卑人也视柳树为女性生殖崇拜物的象征。此外，汉族人也视柳树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如汉族成语中就有“柳信花情”、“眠花宿柳”、“寻花问柳”等，以花和柳象征女性及其生殖器。汉族人有清明节佩带柳枝、插柳枝的习俗，清明节是祭祖节，祭祖其实质也是生殖崇拜。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载：“(清明)用面造个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清代嘉庆年间《滦州志》载：“男女簪柳，复以面为燕，著于柳枝插户，以迎元鸟。”元鸟即玄鸟，乃是家燕。郭沫若先生认为“玄鸟”乃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以柳枝迎玄鸟实乃是生殖交媾的象征，其意义是祈求生殖。汉族民间至今还有“清明不戴柳，下辈转生变黄狗”的说法，柳树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当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的符号象征。

    2.视柳树为吉祥的象征

    柳树因其具治病、却鬼、驱邪避毒的功用，被古代人视为吉祥的象征而加以崇拜。佛教典籍《灌顶经》载:“禅拉比皇以柳枝咒龙。”受其影响，人们认为柳树可以却鬼，称其为“鬼怖木”。佛教故事中有南海观音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拿柳枝的形象，为人间遍洒甘露，祛病消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存在有元旦日、寒食日(三月三)插柳于户避鬼的习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的记载；梁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载：“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今州里风俗望日祭门，先以杨柳枝插门，随枝所指以酒饮食祭之。”是说寒食节期间于门插柳枝祭拜鬼神，防止鬼的侵扰。到了唐代又演变为插柳或戴柳圈驱邪避毒的习俗,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1有“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可免虿毒”之载。因此后世多以清明节、寒食节插柳免虿毒辟邪。浙江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本《池州府志》称：“清明士女戴柳枝及插门之左右，俗云辟邪。”清光绪《怀来县志》也称：“三月三日,折柳枝插门，谓可避蛇蝎。”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绂楔于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今盖师其遗意也。”清代《宣恩县志》也载：“清明，插柳叶于门，簪柳于首，曰辟毒疫。”今陕西南部地区尚遗留有“柳枝鞭蝎”的民俗事象，谷雨日,天刚亮时，用柳枝鞭打四壁，用以禳除毒蝎。山东临沂、诸城等地，也有以柳条抽打墙壁的习俗，名曰：“一年一个清明日，杨柳单打青帮蝎。”上引说明柳树具有无限的神力，能够驱赶走害虫、毒疫、邪崇。宋代以后还演变为头上戴柳圈、或插柳于鬓为饰，有驱毒、明眼的俗信功能。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载：“家家以柳插于门上，名曰‘明眼’。”后世人多效仿之。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清明“家家插柳满檐,青茜可爱，男女或戴之”。清代道光年间的《遂溪县志》有“清明日折柳枝悬门，并插两鬓,曰明目”之说。古代人还于门檐上插柳，以柳枝的青焦验晴雨、占卜农作物的丰歉，谚语有“清明柳叶焦，大麦吃力挑”，“檐前插柳青，农夫休望晴”，“清明晒死柳,一抱麦子收一斗”之谓。还有的地区认为柳树具有延年的功用,清代光绪年间的《盐城县志》称：“儿童拍手歌曰:胡不踏青，又过清明，胡不戴柳，须臾黄。”说明戴柳关乎人之衰老，不戴则老，戴则延年。综上所述，古代人认为戴柳、插柳具有驱疫明目、护生延年、免毒避邪的功能，这正是柳树吉祥意义的显现。但究其根源乃是柳树之生殖崇拜功能的转移。

    3.视柳树为神的象征

    古代人还将柳树视为神灵之物，《孔氏志怪记》载会稽(今浙江绍兴)“柳树上有一人，长二尺，衣朱衣冠冕，俯以舌树叶上露。良久忽见逸神意惊遽,即隐不见”。是说柳树变成人，可见柳树具有神异功能。唐代冯贽《云仙杂记》载：“李

固未及第时，行古柳下，闻有弹指声。固言问之，应曰：‘吾柳神九烈君也。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无疑。得蓝袍，当以枣糕祀我。’固言许之，未几状元及第。”表明柳神能够佑护士子科举高中及第。山东沂县有祭祀柳神的习俗，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载明代末年，山东发生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向沂县蔓延，是“柳秀才”(柳神)救了该县的庄稼，免除了蝗灾。从此以后,当地人都要在秋收时祭祀柳神，年年香火不断。《聊斋志异》还记述了菩萨用柳枝净水救活汤公的传说。清代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续集》卷1记载樟柳神能坐在县衙门的大堂上，用自己的预测神通为百姓审理冤屈。对樟柳神的由来，明代王士性《广志绎》卷4云：“奉新有樟柳神者，假托九天玄女之术，俗名耳报。乃其地有此树，人取树刻儿形而传事之。其初乃章、柳二家子死,共埋于树下，久之其树显灵。儿形以一手掩耳，贯以针，炼以符咒，数以四十九日，耳边传言，则去其针。其神乃小儿，故不忌淫秽，不讳尊亲，不明礼法，随事随报。然亦不能及远,亦不甚知来。其术炼之有用万家土、万人路者，土谓燕窠，路谓板桥，取伴其神而裹之，验最速。若用金银诸物者，则皆冀以诓赚而去，非实也。”(栾保群，《樟柳神和他的家庭》)以上所引说明柳树具有神异功能，故被视为神灵之物而加以崇拜。

(二)柳民俗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柳与古代人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关联，从而积淀为柳民俗。除上论戴柳、插柳习俗外,还有“折柳赠别”、“折柳寄远”的习俗。古代人善用谐音表达情感，“柳”与“留”、“丝”与“思”相谐，长此以往就产生了折柳赠别和折柳寄远的风俗，亲人或友朋离别，折柳以表达对离别者的不舍之情。关于折柳风俗的起源，有学者考证是源于春秋时期的关中地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在《采薇》篇里描述一驻外士兵想起离家从军的情景，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不舍之情。《三辅黄图》书中记述了西汉时“灞桥折柳”赠别的风俗。随着“折柳”的兴盛，古代出现了许多“折柳桥”、“情尽桥”、“销魂桥”、“折柳亭”、“送客亭”等建筑，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载:“雍陶典阳安(今四川简阳境)，送客至情尽桥。问其故，左右曰：‘迎送之情止也,故名。’雍命室为一诗云：‘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是因送客折柳而更改桥名。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载：“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销魂桥也。”也是因折柳而故。柳树还与祭祖活动有关联，清顺治年间《颖上县志》载每年清明日，男女老幼均手持柳枝，前往家族亲人坟前祭扫，还为之添土，随后以柳枝挂纸钱插于坟上。东北地区的额尔古纳河和根河流域的汉族和俄罗斯族，每年在农历六月初二日还举办“柳条节”，是日上午，男女老少和过往行人用柳枝蘸水往别人身上点洒，据说这样能消灾免难。

    射柳是古代一项重要竞技游戏习俗。《金史·礼志》云：“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镟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宋代射柳为军中之戏，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7之“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云：“以柳枝插于地,数骑以划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谓之柳枝。”这里“柳枝”是射柳之异名，划子箭就是《金史》的横镟箭。元代军队也盛射柳，《析津志》载元军射柳：“三军旗帜森然，武职者咸令柳，以柳条去青一尺插入土中五寸，仍各以手帕系于柳上，自记其仪，有引马者先走，万户引弓随之，乃开弓柳，断其白者，则击锣鼓为胜。”明时宫中和军队亦习此游戏，明代周宾所《识小编》对此记之颇详：“永乐时，宫中有剪柳之戏，剪柳即射柳也。陈眉公云宫人以鹁鸪贮葫芦中，悬之柳上。穹弓射之。矢中葫芦，鸪即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从中看出胜负取决于鸟而不取决于射术和骑术，其娱乐性增强而竞技性渐弱。直至清代仍尚习此游戏。究其源头，这种射柳竞技游戏乃是生殖崇拜的转移和变异。

    柳还与歌舞活动有关联。云南大理白族的“绕三灵”是其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白族人的群体性歌舞活动。每年的夏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大理地区的白族人成群结队到苍山洱海之间，参加狂欢节日“绕三灵”。凡七十一村，村各奉其本主，各为一队，自成行列。领队为二男子,共扶杨柳一大枝，高可六七尺，婆娑前进，载歌载舞，一人主唱，一人打诨，自有曲本，为十二属、叹五更等。及至小朝，将树枝供于神前。每个队伍前领队的两个男子，打扮得异乎寻常，缠着大白包头，穿雪白对襟衣，外披黑领褂，着各色绸裤，脚踏结红绒球的彩线凉鞋。他俩同时手持挂有红绸彩布和葫芦的杨柳枝一根，一人右手扶着柳枝，左手拿着蝇帚或贴金折扇；另一人左手扶柳枝，右手甩着一条毛巾。两人边舞边吟唱，唱词幽默，动作诙谐，富有民族特色。随后的队伍,一边是排长队的人群，唱着“串会白族调”；一边是“花柳曲”(白族一种情歌)歌者和伴奏的队伍。这说明柳枝是白族“绕三灵”活动的重要标识。

(三)柳诗文 

    “春风杨柳万千条”。柳树在春风中吐绿绽芽，随风起舞，摇曳生姿，极具风流，很早就赢得了国人的喜爱，成了历代文人题颂讴歌的对象。纵观古代诗文，有关“柳”的形象比比皆是，如“章台柳”、“灞桥柳”、“水边柳”、“隋堤柳”、“青门柳”、“江边柳”、“城边柳”、“东门柳”、“亭柳”、“河柳”、“垂柳”、“新柳”、“秋柳”、“烟柳”、“风柳”、“问柳”、“柳色”、“柳絮”、“杨柳曲”、“折杨柳”、“杨柳枝”、“柳枝词”等诸多柳诗、柳赋、柳记、柳词、柳曲，构成“柳文化”的重要内容。柳作为文学形象出现是在先秦时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采薇》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之句。西汉枚乘《忘忧馆柳赋》是第一篇柳赋。魏晋六朝时期伴随着咏物诗的产生，出现了以柳为题材的咏柳诗，梁简文帝的《折杨柳》则是第一篇咏柳诗。纵观历代咏柳诗文，则以唐贺知章的《咏柳》诗最著名、最传神,诗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柳意象”，最具象征意义的是表达“离情别意”。柳色如烟，柳条曼长，犹如亲友间缱绻的柔情，仿佛离人不尽的别恨，加之“柳”与“留”谐音，人们乐意把柳当做情感的寄托物和负载体，产生了“折柳赠别”和“折柳寄远”的风俗。长此以往就把柳视为别离的代名词，从而植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自春秋时期产生“折柳”风俗以后，代代相传。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折柳枝》(又名《折杨柳》、《杨柳枝》)的乐府诗。《宋书·五行志》载：“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唐书·乐志》也载：“梁乐府有鼓吹歌云：‘上马不提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辞源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折杨柳枝》是也。”梁简文帝的《折杨柳》就有“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的诗句。唐代以后诗咏折柳极为兴盛，如唐代王之涣《送别》有“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的诗句。孟郊《古离别》诗有“杨柳织别愁，千条万条丝”。宋代韩琦《新柳》有“驿路行人东西，等闲攀折损芳枝；有生自是无根物，忍向东风赠别离”。明代晏铎《咏柳》有“河桥杨柳半无枝，多为行人赠别离”，等等，不胜例举。学者罗宗涛先生分析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柳象征“别离”的原因时说：“我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植物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杨柳，有人说‘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树木是杨柳’，似有道理。杨柳是别离的象征，而中国人喜聚不喜散，最怕与别人与朋友分开。但在人生旅途中，不管是生离还是死别，别离又是经常发生的，于是在我国诗歌中，别离成为最重要的主题，诗人笔下经常出现那依依的柳条，飘舞的柳絮，以及笛声鸣咽的折杨柳曲。”古代诗文中还出现“折柳寄远”的亚意象符号意义。如唐代许景先《折柳篇》诗有“折芳远寄相思曲，可惜容华难再持”；唐彦谦《柳》诗有“春思春愁一万枝，远村遥岸寄相思”，等等，都是诗咏折柳寄远的事象，借此以表达对远方亲友的思念，祈盼其早日归来。

(四)柳画 

    柳树因其特殊的自然美感,自古就是画家的表现题材，成为入画的对象。柳树入画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画史上第一个有画迹可考的著名画家、东晋时人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根据三国诗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赋》而创作的，画面中以银杏、垂柳作主要景物。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掘的江苏南京西善桥、丹阳胡桥等几处南朝墓葬，有“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砖画，砖画中的七贤和荣启期以翠竹、青松、银杏、垂柳和山石为陪衬背景。但柳树只是古代山水画的背景陪衬，历经唐代山水画的发展，画柳也已成熟。山水画“南宗之祖”——唐代王维晚年所画《辋川图》就画有许多的柳树。五代南唐时著名的山水画家董源就擅长画柳,如《夏景山口待渡图》就在堤岸边画垂柳十株,生根、发枝、分干为状各殊，下垂的柳叶或簇聚或疏散,变化多端，但不作飘扬摇曳之态，表示夏日风定树无声，此种画法为其独创。其另一《寒林重汀图》也采用相似的画法画柳,但以浓破淡，渍染而成，较少刻画之迹，渐显苍浑之感。宋代柳树的画法极为完备，《论画琐言》称：“宋人多写垂柳，又有点叶柳、垂柳不难画，只要分枝得势力耳。点叶柳之妙在树头圆铺处只以汁绿渍出，又要枝梢有迎风摇扬之意，其枝须半明半暗。又春三月，树未垂条，秋九月柳已衰飒，俱不可混，设色亦须体此意也。”这自当是对宋画柳的总结。宋徽宗极擅山水画，《柳鸦图》就是其画柳的作品。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画史上的不朽画作，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汴河两岸及东角子门内外市区风景，汴堤上画有许多柳树。元代著名画家赵孟是画柳圣手，柳法师董源,如其《鹊华秋色图》全学董氏《夏景山口待渡图》与《寒林重汀图》，树身皴法虽多旋转，却能沉着，枝叶分布则较为疏朗；画面中多处有柳景，在德钧别墅的路旁，柳林聚散，高下横斜，各有意趣；近处汀岸，于苇间立数石，石后作柳二株，一直上，布叶较匀，一右斜，叶左密右疏；桥畔则高柳三株，柳荫中小舟荡漾，远处林舍错落，衬托出消夏主题。明末清初产生的新安画派的开创者渐江山水画作品中多以柳树陪衬，如《墨笔山水画册》八开的第四开中，《池》画有垂柳数株，《林木图轴》则以枯柳体现寒色，《墨笔山水卷》于远、近两处画有枯柳。清代著名山水画家吴历喜画柳树景物，《湖天春色图》作品画数株垂柳植根于湖边坡岸和长堤，有远有近，春风轻拂，摇曳多姿，复点缀堤岸绿茵、湖上白鸟、远处青山，颇觉春色迷人。清代“金陵画派”龚贤最善画柳，并在其著作《画诀·柴丈画说》中对画柳之法载曰：“柳不可画,惟荒柳可画。凡树笔法不宜枯脆，惟荒柳宜枯脆。荒柳所附惟浅沙、僻路、短草、寒烟,宿水而已。他不得杂其中。柳身短而枝长，丫多而节密。画柳之法，惟我独得，前人无有传者。凡画柳先只画短身长枝古树，绝不作画柳想。凡树皆成,然后更添枝上引条，惟折下数笔而已。若起先便作画柳想头于胸中，笔未上伸而先折下，便成春柳，所谓美人景也。柳丫虽多，直用向上者伸出数枝，不必枝枝曲也。”当是画家对历代画柳之法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清乾隆年间画家唐岱在《绘事发微·林木》中对画柳也有“柳要迎风探水之态，以桃花为侣，每在池边堤畔，近水有情”之说。前苏联的苏叶·瓦茨卡娅在论及中国山水画家们为什么喜画柳树时说：“比如人们常常画柳，因为它是谦逊之美和雅致的象征，它是大自然中春天的标志，母性女神观音的化身，因而又是美与善的象征。”高度概括了历代人喜画柳之原因所在。

中国的植柳历史

(一)植柳的起源 

    柳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植柳的起始时间则很难界定。考古资料证实在旧石器时代就发现有柳树，形成于距今5万多年前的第四纪晚更新世黄土高原的马兰黄土中发现有柳树花粉，距今约10 500—9 700年的河北徐水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有柳树花粉，距今约8 000—7 000年的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贾湖遗址发现有柳树花粉，距今约6 000年的西安半坡仰韶遗址中发现有柳树花粉，在洛阳皂角树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 800年)的古河道地层剖面中也发现有柳树花粉。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柳”的象形文字。文献中最早记载柳树的是《夏小正》(该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历法专著，夏纬瑛考证认为是夏王朝末期成书的)，书载“正月柳。也者，发孚也。”表明当时柳树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以致有细致详尽的观察记录。但明确提出种植柳树的是周朝时期的文献。《古微书?礼纬?稽命征》载春秋时期“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是说平民百姓无坟墓，仅在埋葬地种植杨柳树。《周礼?地官?大司徒》论述“土宜之法”有“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之载，文中的“膏物”就是杨柳类植物的泛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提出了“折柳樊圃”的插木育苗技术，《诗?国风?齐风?东方未明》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之诗句，是用柳枝围成篱笆。《战国策?魏二》记述了杨柳的插木育苗方法:“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古代人杨柳不分，互为名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杨柳树极易繁殖的习性，掌握了插木育苗的技术。春秋时辅助越王勾践的范蠡，在灭吴后定居陶(今山东定陶县)，号“陶朱公”，从事农林生产和商业活动，后世有《陶朱公术》传世。北魏《齐民要术》曾征引此古籍《陶朱公书》曰:“种柳千树，则足柴。十年以后，髡一树，得一载；岁髡二百树，五年一周。”这应该说是经营柳树薪炭林的最早实践。综上所述，我国柳树种植最早起源于夏商时期，最迟应不晚于西周早期，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秦汉时期植柳得到了很大发展，柳树被引植到皇家宫廷苑囿中。《汉书?五行志》载:“昭帝时，上林苑种大柳。”上林苑是汉代皇家著名苑囿。《西京杂记》载汉梁孝王建有忘忧之馆，并在其旁种植柳树，西汉著名赋家枚乘作《柳赋》加以称颂。《汉书?周亚夫传》载西汉将军周亚夫驻军河内(今河南沁阳、博爱)，于军营中植柳，称名细柳营。《三辅黄图》记载西安灞水两岸广植有柳树，其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其成为后世“折柳”之风俗的来源。当时种植柳树之广泛可见一斑。

    魏晋六朝时期史籍中对植柳记载较多。《晋书?陶侃传》载陶侃于军营中植柳；《晋书?桓温传》载桓温少年种柳；《晋书?苻坚载记》载:“王猛整齐风俗，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盛弘之《荆州记》载:“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绿条散风，青阴交陌。”是说晋时荆州在护城堤边广植柳树；《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在其隐居之宅边植柳五株，自号“五柳先生”；《南齐书?王敬则传》载王敬则出使北魏时于北馆种植杨柳。北魏时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曾对历代植柳经验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书载:“种柳，正月二月中，取弱柳枝，大如臂，长一尺半，烧下头二三寸，埋之令没，常足水以浇之。必数条俱生，留一根茂者，余悉掐去。别竖一柱以为依主，每一尺，以长绳柱栏之。若不栏，必为风所摧，不能自立。一年中，即高一丈余，其旁生枝叶即掐去，令直耸上。高下任人取足，便掐去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爱。若不掐心，则枝不四散，或斜或曲，生亦不佳也。”又载:“六七月中，取春生少枝条种，则长倍疾。少枝叶青而壮，故长疾也。”书中还记载了种植柳树林的持续经营方法:“少枝长疾，三岁成椽；比如余木，岁微脆，亦足堪事。一亩二千一百六十根，三十亩六万四千八百根；根直(值)八钱，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百树得柴一载，合柴六百四十八载；载直(值)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足见当时就有柳树林的适度规模经营。隋唐以来，植柳极其广泛普遍，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势头。如北宋为了防止辽兵、西夏兵的骑战，非常重视边防林的营造。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载，自太祖诏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始，历朝坚持营造。该书卷267还载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奏报“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塞，榆柳植者以亿计”。《宋史?韩琦传》载韩琦在河北领兵“遍植榆柳于西山，翼其成长，以制藩骑”。《榆林府志》载明朝陕西巡抚余子俊在榆林城西十里的黑山筑台堡，防止北人内侵，在台堡下植柳上万株。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辽东御史余濂为巩固边防安全，于“辽阳迤南三堡七十余里，蒲河至铁岭八十余里，四行品守植柳三十万株。”这些都是大规模植柳的记述。

(二)植柳的类型 

    纵观古代植柳的历史，主要有三种类型，即植柳护堤、植柳护路、植柳造景。

    1.植柳护堤

    在河堤上种植柳树可以固护堤岸以防崩塌，维护河堤安全。最早记载河堤植柳的是《管子?度地》，其曰:“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可见在春秋战国之时就有提倡在河堤植柳来固堤并保持水土的论述。秦汉时期在灞水两岸种植柳树，《荆州记》载晋时在荆州护城河堤两岸植柳。但大规模的河堤植柳则是隋朝以后，《开河记》中有“大业中，开汴渠，两堤上栽垂柳。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植之”，是说隋大业中(605—618年)隋炀帝开凿汴扬大运河，在河堤两岸种植柳树。唐代白居易的“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的诗句就是其写照。唐代刘禹锡称高陵令刘公在渭河泾渠上“于岸夹植杞柳万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备用”。

    宋代十分重视护堤林的营造，《宋会要辑稿》载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十月，即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还要求“每岁首令地方兵种榆柳以固堤防”。《宋史?陈尧佐传》载北宋陈尧佐出知并州治理汾河水患，筑堤植柳数万本，民赖其利。《宋史?河渠志》载宋元中(1086—1094年)苏轼出知杭州，于西湖“积葑草为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道植柳”，时人称为“苏公堤”。北宋沈括《万春圩图记》载其胞兄沈披在安徽芜湖长江边修建万春圩，筑圩堤长22里，于堤外尽植柳树以捍风涛。南宋杨万里知建康府(今南京)兼 理太平州(治所今安徽当涂县)事，见千里江堤尽植柳树护堤，作《圩丁词十解》诗称颂:“圩田原是一平湖，凭伏儿郎筑作圩；万雉长城倩谁守，两堤杨柳当防夫”；并在《过广济圩》中有“夹路垂杨一千里，风流国是太平州”的诗句赞美广济圩的护堤柳树景观。南宋魏岘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中说“植榆柳之属，令其根盘错据，岁久沙积，林木茂盛，其堤愈固，必成高岸，可以永久。”明确提出种植护堤林应选择根系发达的树种，而榆树和柳树正是如此。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治黄专家刘天和发明了固护堤岸的植柳六法，即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他在其著作《问水集》中称嘉靖十四年(1535年)治理黄河时，在河堤“植柳二百八十万株”。《杭州府志》载钱塘三桥垂柳万株，荫夹两岸，披拂行人。《上海县志》载柳允中之父，植万柳于龙江堤上，因名“万柳堤”。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广植护堤林，制定了捐资种树的政策，劝令文武属官，自道判、守备以上各出己资，栽柳树五千株；州同千总以下各出己资，栽柳一千株，方可称职，若超出此数议叙记功晋级。清代《平罗纪略》载清初宁夏惠农渠、昌润渠“两岸俱植垂柳十余万本，其盘根可以固堤”。清长江圩堤植柳护堤，乾隆《望江县志》载望江县古雷池江堤曾“栽柳万株”；清乾隆《太湖县志》载太湖县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植柳万株，名为“万柳堤”；清嘉庆《无为州志》载无为州(今无为县)在江堤古家碾等险段广植柳树护堤，有“千棵柳”的地名。康熙八年(1669年)无为知州颜尧揆《喜新堤筑成》，赋诗“飞盖添铺绿，轻衫映柳新；逢逢听伐鼓，喜是筑堤人”，面对筑堤植柳后的景色，诗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清乾隆年间治理永定河工程中特别重视植柳，《永定河志》载，除河兵每人每年种柳百株并成活外，

    发动近河村镇村民大力植柳，成活五千株以上者报工部嘉奖。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为总结植柳事，于永定河金门闸东侧作诗立碑，碑尚存。诗曰:“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滋小助，探源斯岂逮。”此诗是对当时河堤植柳的高度总结。

    2.植柳护路 

    在行道上栽植柳树可以遮荫护路、防尘固土。种植行道树在周朝时，就成为一种专门制度。中国历史上最早栽植柳树为行道树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书?苻坚载记》记载，前秦都城长安至各州县的道路都有种植槐柳荫护。《隋书?食货志》载，隋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

    宋代也大规模植柳作行道树，《宋史?辛仲甫传》载，太祖时辛仲甫知彭州(今四川彭县)，当时“少种树，暑无所休。仲甫课民栽柳荫行路，郡人德之，名为‘补阙柳’”。《宋史?李璋传》载李璋为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令时，发动郓州百姓“修路数十里，夹道植柳，人指为‘李公柳’”。《宋会要辑稿?方域》载福州知州多次“劝谕乡保遍于驿道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松杉冬青杨柳等木”。《南宋?范成大日记》称:“二十六日，入桂林界，……夹道高枫古柳，道途大逵，如安肃故疆……”宋所置安肃军是今河北徐水县，说明当时南方的桂林和河北一样，行道树都是柳树。

    直至清代，我国的行道树仍是柳树，清代朱书在其《游历记存》中曾提及河北定州清风店“夹道植榆柳，阴映日月，如行华阴道上。”是说定州的行道柳树和陕西华阴一样，表明柳树作行道树之普遍。清代祁韵士在《万里行程记》中对潼关、华阴至西安的行道柳树有“华阴县，自潼关迤西，官柳夹道，如界画然。乃知两行秦树直，良非虚语”的记载，并说“华阴县里，无数绿柳，阴浓成衙，徙倚女墙，隐现林表，絮飞遍地如雪，真仙境也。”清代督办新疆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在修筑东起潼关西迄乌鲁木齐的新疆大道时，沿途种植柳树数百万株，时有甘肃布政使杨昌浚吟“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的称颂，甘肃人把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近人尚秉和对清代行道植柳有这样的记述，曰:“清时官道，宽数十丈，两旁树柳，中杂以槐。余幼时，自正定应举赴京师，行官道六百余里，两旁古柳参天，绿荫幂地，蹇驴而行，可数百里不见烈日。柳荫下卖茶卖酒、卖饼饵者，络绎不绝。疲则息，热则乘凉，渴饮饥食，唯所欲，虽远行而有闲适之趣。自铁路行而数百里，参天之古木尽毁，官道为民地所蚀，只容二轨。于是数千年之遗制旧迹，遂泯灭无余。”当是对清代行道植柳的高度概括。

    3.植柳造景 

    在园林中种植柳树造景，可以达到观赏效果。园林植柳最早是在汉代，《西京赋》称汉武帝建上林苑植柳。《南史?张绪传》载梁武帝在芳林苑中植柳。南朝陈后主在南京宫苑台城中植柳，名台城柳。

    唐代诗人韦庄吟有“最是无情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的诗句，称颂长堤柳色园林景观。唐时于皇家园林曲江园植有大片柳树。《唐书?王维传》载唐代诗人王维晚年在蓝田建私人园林“辋川别业”，园中植柳造景，有“柳浪”景点。自隋炀帝临幸扬州广植柳树后，扬州园林植柳成风，唐代姚合的《扬州春词三首》中有“暖日凝花柳，春风三管弦”的诗句称颂当时园林植柳之况。宋代张邦基的《墨庄漫录》载北宋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在蜀冈大明寺平山堂前植柳造景。南宋庆元中(1195—1200年)赵巩为官扬州时，建四并堂，植柳种竹，有柳径、竹陂等景点。南宋时奸相贾似道镇守扬州时建官署筑园林，明嘉靖时《维扬志?公署》称其“水之外为长堤，朱栏相映，夹以垂柳”，是说其于园中植柳。欧阳修任颖州(今安徽阜阳)太守时，疏浚治理西湖广植柳树，建有双柳堂景点。杭州《西湖志》载西湖北山有柳州亭，宋南渡后，自金至钱塘沿城五里堤岸遍插垂柳。山西《太原府志》载太原城西有柳溪，北宋陈尧佐为太守时曾在此筑堤植柳数万，并建有亭、阁，供城中百姓游览。

    明清时期园林植柳最为常见，最为著名是扬州园林，人们多以“绿杨城郭”来概括明清扬州园林的柳景特色。明末郑元勋在扬州建私园，以柳影、水影、山影而名影园，其作《影园自记》中，称园是“夹岸桃柳，延袤映带”；“背堂池，池外堤，堤高柳，柳外长河，河对岸，亦高柳。”明清扬州园林中以柳名园的还有“长堤春柳”、“绿杨城郭”、“柳湖春泛”、“万柳堂”等；以柳名景的有“西园曲水”园的“拂柳亭”，“可园”的“柳阴路曲”，“九峰园”的“深柳读书堂”，“影园”的“柳堤”、“柳万屯”等。在北京地区也是如此，明代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对明代北京园林中的植柳造景有极为详细的记载，如定国公园是“垂柳高槐”，成国公园是“榆柳夹而营之”，李皇亲新园是“廊遍桃柳”，海淀的米太卜勺园是“入路，柳数行”，白石庄是“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闻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足见当时北京园林中植柳之盛。清代的北京皇家园林圆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北海等都植有数量较大的柳树，圆明园中至今还有“柳浪闻莺”、“深柳读书堂”等景点。大明湖是泉城济南的著名园林，园以植柳而名，自清留存至今的铁公祠大门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是对其景观的高度概括。清代刘鹗的《老残游记》称济南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清代诗人王允榛的《北湖泛舟》中有“千条杨柳数声鸥”的诗句称道济南的园林柳景。很少植柳的南方福建在明清时期也植柳造景，明代王世懋的《闽部疏》载:“闽地最少杨柳，福州城中士大夫园地边间有一两株，作长条拂地，不能拱把。”

    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著《园冶》一书，对园林植柳造景有“院广堪梧，堤湾宜柳”，“凿水为濠，挑堤种柳”，“风生寒峭，溪湾柳间栽桃”的总结记载，对后世的造园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清代著名造园家、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认为历代人喜柳造园是在于“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的无限美致，还认为柳树是夏听蝉鸣、鸟音之趣的最适之所，因此提出“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当是对园林植柳意境的最极致追求。

中国的柳文化

 

柳树是杨柳科柳属植物的总称，全世界约520余种，我国有257种。[1] 主要种类有垂柳、旱柳、河柳、杞柳、台湾柳、云南柳、水柳、灰柳、银柳、筐柳、朝鲜柳、簸箕柳、白柳等，是保持水土、固沙护堤、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柳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利用栽培历史，数千年来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柳文化现象，本文对此进行探讨，敬请批评指正。

一、柳的起源与栽培利用历史

（一）柳的起源

柳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柳树叶的化石最早发现于中国吉林省早白垩纪中晚期的Aptian（阿普第期距今约1.4亿年），最可靠的孢粉化石最早发现于晚白垩纪早期的赛诺蔓期（距今约1.3亿年）。白垩纪晚期在中国的华北、东北地区有关柳属的孢粉化石已十分常见。[2] 说明在晚白垩纪早期柳属植物就已形成出现，其祖先则出现更早。根据专家考证柳属植物的起源地主要在东北亚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和朝鲜一带。[2] 后历经数千百万年的第三纪、第四纪的地质运动，柳广泛分布于中国大地。

（二）柳的栽培利用历史

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柳”的象形文字。[3] 文献中最早记载柳树是《夏小正》，该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历法专著，夏纬瑛考证认为是夏王朝末期成书的。[4] 书载“正月柳稊。稊也者，发孚也。” 表明当时柳树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被人们所利用，以致有细致详尽地观察记录。但明确提出种植柳树的是周朝时期的文献。《古微书?礼纬?稽命征》载春秋时期“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是说平民百姓无坟墓，仅在埋葬地种植杨柳树。《周礼?地官?大司徒》论述“土宜之法”有“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生。一曰山林…… 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之载，文中“膏物”就是杨柳类植物的泛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提出了“折柳樊圃”的插木育苗技术，《诗?国风?齐风?东方未明》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之诗句，是用柳枝围成篱笆。《战国策?魏二》记述了杨柳的插木育苗：“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古代人杨柳不分，互为名称。说明当时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杨柳树极易繁殖的习性，掌握了插木育苗的技术。春秋时辅助越王勾践的范蠡，在灭吴后定居陶（今山东定陶县），号“陶朱公”，从事农林生产和商业活动，后世有《陶朱公术》传世。北魏《齐民要术》曾征引此古籍《陶朱公书》曰：“种柳千树，则足柴。十年以后，髡一树，得一载；岁髡二百树，五年一周。”应该说是经营柳树薪炭林的最早实践。综上所述，我国柳树种植起源最早是在夏商时期，最迟应不晚于西周早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秦汉时期柳树还被利用种植到皇家宫廷苑囿中作观赏植物。《汉书?五行志》载：“昭帝时，上林苑种大柳”，上林苑是汉代皇家著名苑囿。《西京杂记》载汉梁孝王建有忘忧之馆，并在其旁种植柳树，西汉著名赋家枚乘作《柳赋》加以称颂。《汉书?周亚夫传》载西汉将军周亚夫驻军河内（今河南沁阳、博爱）于军营中植柳，称名细柳营。《三辅黄图》载西安霸水两岸广植有柳树，“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5] 其成为后世“折柳”之风俗的来源。

北魏时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曾对历代柳树利用和栽培经验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书载：“种柳，正月二月中，取弱柳枝，大如臂，长一尺半，烧下头二三寸，埋之令没，常足水以浇之。必数条俱生，留一根茂者，余悉掐去。别竖一柱以为依主，每一尺，以长绳柱栏之。若不栏，必为风所摧，不能自立。一年中，即高一丈余，其旁生枝叶即掐去，令直耸上。高下任人取足，便掐去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爱。若不掐心，则枝不四散，或斜或曲，生亦不佳也。”又载：“六七月中，取春生少枝条种，则长倍疾。少枝叶青而壮，故长疾也。”[6] 书中还记载了种植柳树林的持续经营方法：“少枝长疾，三岁成椽；比如余木，岁微脆，亦足堪事。一亩二千一百六十根，三十亩六万四千八百根；根直（值）八钱，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百树得柴一载，合柴六百四十八载；载直（值）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6] 足见当时就有柳树林的适度规模经营。

隋唐及至近现代，柳树的栽培利用极其广泛普遍，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如北宋为了防止辽兵、西夏兵的骑战，重视边防林的营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载自太祖（赵匡胤）诏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始，历朝坚持营造。该书卷267还载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奏报“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塞，榆柳植者以亿计”。[7]《宋史?韩琦传》载韩琦在河北领兵“遍植榆柳于西山，翼其成长，以制藩骑”。《榆林府志》载明陕西巡抚余子俊在榆林城西十里的黑山筑台堡，防止北人内侵，在台堡下植柳上万株。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辽东御史余濂为巩固边防安全，于“辽阳迤南三堡七十余里，蒲河至铁岭八十余里，四行品守植柳三十万株。”[8] 都是大规模种植利用柳树保卫边防的记述。

古代中国人栽培利用柳树除了获取木材之外，还主要在于植柳护堤、植柳护路、植柳护边、植柳造景。植柳护堤是在河堤上种植柳树固护堤岸以防崩塌，维护河堤安全；植柳护路是在行道上栽植柳树以遮荫护路、防尘固土；植柳护边是在国境线旁营造柳树边防林保卫边防安全；植柳造景是在园林中种植柳树造景以达到观赏效果。

二、中国的柳文化

数千年来，中国人在长期植柳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柳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柳崇拜

中国人在长期的植柳用柳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崇拜柳树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柳文化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视柳树为女性生殖器崇拜的象征柳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生殖力，能够无性繁殖，折取一枝纵横倒顺插之，皆能够正常生长。因此，古代人对柳树执以宗教的感情，幻想通过对其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繁殖力的崇拜，把它旺盛的繁殖能力转化到人的身上，使自己的生殖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实现人类自身种的繁衍的神圣目的，故而视柳树为女性生殖器崇拜物的象征。柳在古代一直被视为女阴、女性的象征，古代人以“柳眉”形容女子的细长眉毛，“柳腰”称女子的腰肢，《汉书?睦弘传》称柳为“阴类”。我国先秦时期的祈雨桑林仪式就是象征男女性交合的场面，以桑象征女阴生殖器。[9] 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祈雨射柳仪式无疑就是男女交媾的象征，《辽史?礼志》载“瑟瑟仪”称：“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誌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翌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既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10] 这是辽代契丹人的射柳祈雨仪式，说明古代契丹人也是视柳树为生殖器崇拜物的象征。满族人视柳树为始祖母神，称之为“佛朵妈妈”。佛朵即满语“佛特赫”，意为柳枝。无疑柳叶是女性生殖（女阴）崇拜物的象征。“满族人把大水里最初的生命想象为来自水中飘浮的柳叶形物质，或横过来形容为‘威呼’（小舟），它在水上飘浮，永不沉没，风能吹走，浪逐而行。它越变越多，长成了‘佛多毛’（柳树叶），或叫‘佛佛毛’。‘佛多毛’中生万物，生人，生花果树木、鸟兽鱼虫。‘佛多毛’是什么？是柳叶，也象征女性生殖器。”[11] 满族人也存在射柳之习俗，清《帝京岁时纪胜》云“帝京午节，…… 仍修射柳故事，于天坛长垣之下，骋骑走解”。《北京岁时记》也云“端午日，天坛击球决射，古来射柳遗意。”天坛是祭天的场地，其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满族人的这种射柳习俗实际上是其先祖女真人的遗存，《金史?本纪?太祖》载收国元年（1115年）五月“甲戍，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今东北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中也可发现女真人及先祖崇拜柳树，如在石器上经常雕刻柳叶花纹，箭头骨针也制成柳叶的形状。古代的匈奴人及其鲜卑人崇拜柳树，唐?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云：“斮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尚竖柳枝，众骑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可见匈奴人和鲜卑人也视柳树为女性生殖崇拜物的象征。

此外，汉族人也存在着视柳树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如汉族成语中就有“柳信花情”、“眠花宿柳”、“柳巷花街”、“寻花问柳”等，以花和柳象征女性及其生殖器，汉族人存在清明节佩带柳枝、插柳枝的习俗，清明节是祭祖节，祭祖其实际也是生殖崇拜。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载清明：“用面造个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清嘉庆河北《滦州志》载：“男女簪柳，复以面为燕，著于柳枝插户，以迎元鸟。”元鸟即玄鸟，乃是家燕。郭沫若先生认为“玄鸟”乃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2] 以柳枝迎玄鸟实乃是生殖交媾的象征，其意义是祈求生殖。汉族民间至今还有“清明不戴柳，下辈转生变黄狗”的说法，柳树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当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的符号象征。

2．视柳树为神的象征古代人还将柳树视为神灵之物，《孔氏志怪记》载会稽（今浙江绍兴）有“柳树上有一人，长二尺，衣朱衣冠冕，俯以舌餂树叶上露。良久忽见逸神意惊遽，即隐不见。”是说柳树变成人，可见柳树具有神异功能。唐?冯贽《云仙杂记》载：“李固未及第时，行古柳下，闻有弹指声。固言问之，应曰：‘吾柳神九烈君也。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无疑。得蓝袍，当以枣糕祀我。’固言许之，未几状元及第。”[13] 表明柳神能够佑护士子科举高中及第。山东沂县有祭祀柳神的习俗，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载明代末年，山东发生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向沂县的蔓延，是“柳秀才”（柳神）救了该县的庄稼，免除了蝗灾。从此以后，当地人都要在秋收时祭祀柳神，年年香火不断。《聊斋志异》还记述了菩萨用柳枝净水救活汤公的传说故事。清?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续集》卷一记载樟柳神能坐在县衙门的大堂上，用自己的预测神通为百姓审理冤枉。对樟柳神的由来，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云：“奉新有樟柳神者，假托九天玄女之术，俗名耳报。乃其地有此树，人取树刻儿形而传事之。其初乃章、柳二家子死，共埋于树下，久之其树显灵。儿形以一手掩耳，贯以针，炼以符咒，数以四十九日，耳边传言，则去其针。其神乃小儿，故不忌淫秽，不讳尊亲，不明礼法，随事随报。然亦不能及远，亦不甚知来。其术炼之有用万家土、万人路者，土谓燕窠，路谓板桥，取伴其神而裹之，验最速。若用金银诸物者，则皆冀以诓赚而去，非实也。”[14] 以上所引说明柳树具有神异功能，故被视为神灵之物而加以崇拜之。

（二）柳诗文

“春风杨柳万千条”，柳树在春风中吐绿绽芽，随风起舞，摇曳生姿，极具风流，很早就赢得了国人的喜爱，成了历代文人题颂讴歌的对象，写下了大量的咏柳诗文。纵观古代诗文，有关“柳”的形象比比皆是，如“章台柳”、“灞桥柳”、“水边柳”、“隋堤柳”、“青门柳”、“江边柳”、“城边柳”、“东门柳”、“亭柳”、“河柳”、“垂柳”、“新柳”、“秋柳”、“烟柳”、“风柳”、“问柳”、“柳色”、“柳絮”“杨柳曲”、“折杨柳”、“杨柳枝”、“柳枝词”等诸多柳诗、柳赋、柳记、柳词、柳曲，构成“柳文化”的重要内容。

柳作为文学形象出现是在先秦时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采微》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之句，东汉《古诗十九首》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诗句。西汉枚乘《忘忧馆柳赋》是第一篇柳赋。西汉孔子第十一代孙孔臧也写有《杨柳赋》名篇。魏晋六朝时期伴随着咏物诗的产生，出现了以柳为题材的咏柳诗，梁简文帝《折杨柳》则是第一篇咏柳诗。纵观历代咏柳诗文，则以唐贺知章的《咏柳》诗最著名、最传神，诗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柳意象”最具象征意义是表达“离情别意”的符号。柳色如烟，柳条曼长，犹如亲友间缱绻的柔情，仿佛离人不尽的别恨，加之“柳”与“留”谐音，人们乐意把柳当做情感的寄托物和负载体，产生了“折柳赠别”和“折柳寄远”的风俗。长期以往就把柳视为别离的代名词，从而植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自春秋时期产生“折柳”风俗以后，代代相传。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折柳枝》（又名《折杨柳》、《杨柳枝》）的乐府诗。《宋书?五行志》载：“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唐书?乐志》也载：“梁乐府有鼓吹歌云：‘上马不提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辞源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折杨柳枝》是也”。梁?简文帝《折杨柳》就有“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的诗句。唐代以后诗咏折柳极为兴盛，如唐?王之涣《送别》有“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诗句，孟郊《古离别》诗有“杨柳织别愁，千条万条丝”，李白《劳劳亭》诗有“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杨柳青”，白居易《青门柳》诗也有“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许浑《重别》诗有“留却一枝河畔柳，明朝犹有远行人”，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有“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施肩吾《折柳枝》有“伤见路边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宋?韩琦《新柳》有“驿路行人东復西，等闲攀折损芳枝；有生自是无根物，忍向东风赠别离”，欧阳修《咏柳》有“长亭送客兼迎雨，费尽春条赠别离”，周邦彦《六丑》词有“长条故意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明?晏铎《咏柳》有“河桥杨柳半无枝，多为行人赠别离”，等等，不胜例举。学者罗宗涛先生分析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的以柳象征“别离”原因时说：“我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植物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杨柳，有人说‘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树木是杨柳’，似有道理。杨柳是别离的象征，而中国人喜聚不喜散，最怕与别人与朋友分开。但在人生旅途中，不管是生离还是死别，别离又是经常发生的，于是在我国诗歌中，别离成为最重要的主题，诗人笔下经常出现那依依的柳条，飘舞的柳絮，以及笛声鸣咽的折杨柳曲。”[15] 正是如此。

古代诗文中还出现“折柳寄远”的亚意象符号意义。如唐?许景先《折柳篇》诗有“折芳远寄相思曲，可惜容华难再持”，卢照邻《折杨柳》诗有“攀折将安寄，军中音信稀”，张九龄《折杨柳》诗有“纤纤折杨柳，持取寄情人”，张旭《柳》诗有“濯濯烟条拂地垂，城边楼畔结春思”，李贺《致酒行》诗有“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唐彦谦《柳》诗有“春思春愁一万枝，远村遥岸寄相思”，等等，都是诗咏折柳寄远的事象，借此以表达对远方亲友的思念，祈盼早日归来。

柳树还是历代诗人表达春天的符号象征。柳树在春风中吐绿绽芽，随风起舞，摇曳生姿，极具风流。故很早就赢得了国人的喜爱，被视为春天的象征。南朝萧绎的《绿柳》：“长条垂拂地，轻花上逐风。露沾疑染绿，叶小未障空。” 诗人突出“绿”字，描绘了柳树刚刚抽叶飞花大好春天的之情，形象鲜明。柳树最早向人们表达了春天的气息，唐大诗人杜甫《柳边》有“只道梅花发，谁知柳亦新，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诗句。清高鼎《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写出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乡村春景图。前引贺知章的《咏柳》诗则用拟人的手法形象地刻画出春风中的柳丝，鹅黄嫩绿，令人赏心悦目；柳丝摇摆，仿佛在喁喁低语，向人诉说着春天的故事。